第一次走进科大校门的时候，我连头都没回一下。 后来母亲电话里抱怨，我才知道很多同学都与亲人在校门口拥抱告别，挥手敬礼，我苦笑着，一时竟不知如何回答她。

前不久，两战友自边疆归来，自要小聚一番。他们中一人在新疆部队工作十年，复员到地方工作；一人在西藏部队坚守十年，调回科大。长沙深秋的夜晚已有凉意，但夜市依然延续着夏日的热情。我们怀念过往，展望未来，畅谈人生。

离校前的留影选在图书馆前。映着暖阳，笑出酒窝。离开长沙，去往合肥。转身回望，对这座图书馆竟生出挥之不去的眷恋之情。

我是我们这一批里最后一个报道的，按理来说我是没有机会分到下铺床位的，但是因为帮训班长没有住在1班寝室，所以我阴差阳错得到了靠门的那个下铺，也就是谭政宽同学的下铺。

推开宿舍门，已是凌晨两点半，随手将手提包往桌下一丢，整个人依靠惯性随意地砸到床上，满身疲惫，却又毫无睡意。

从业20余年，大大小小上百次采访，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参加工作不久的那次。那一年，我采写的关于学院官兵抗洪抢险的报道，不仅被多家省级媒体刊发，还上了《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头版头条和中央电视台。但这一切，都源于当时学院赵先春政委对我说的一句话——记者就该去一线。

九十年代，我出生在皖北的一个小镇。儿时的我，有着自己的军旅梦，那个想法就像一粒种子，深深扎根于我的脑海，我等待着梦想成真的那天。

闲时翻看手机里的照片。忽然想起那年深秋的野战生存考核。 乘大卡车去考核地点。大家侃天说地，热闹得很。及至由市区驶入道路弯弯绕绕的乡村，却使人困倦起来，有人竟睡着了。我沉醉于乡野景色，毫无倦意。路面是湿的，想是刚下过雨吧。秋季的山野，兼是雨后，颇有朦胧之美。红岩、绿树、灰路、白雾，以及远处若隐若现的人影，恰如一幅静谧悠远的山水画呢。这约莫一个半钟头的车程，似乎成了我的赏秋之旅。

在食堂吃饭的时候，因吞咽困难，任会芬的脸涨得通红，额头上渗出密密的汗珠。我见状对她说：“吃饭都困难，还扯着嗓子上课，会影响恢复的。”那时任会芬做甲状腺癌手术不久，脖颈处的刀口清晰可见。任会芬微笑道：“一上课，就忘了自己是病人。”我心头不禁一热。

大一时接触定向越野。崔队长带我入的门。第一学期期末参加冬训，正遇下雪，徐特立公园路面又湿又滑，到处是雪堆和冰碴子。我是又冷又兴奋。图上的线条变作实际道路的起起伏伏。不断奔跑，不断寻找。突然，踩在冰上，三百六十度旋转后滑倒。战友笑得很大声，一把拉起我。继续跑。

微风裹挟着细雨，缓缓降临在科大的崭新轨道上，打湿了铁轨，也打湿了轨上的列车，模糊了车窗。 当熟悉的哨音响彻在楼道，当“门前列队”的号令传到室内，我们一如既往地汇聚在二楼大厅，而看似平静的日常之下，却“暗藏”一场改变。

清晨六点四十五分，叠好被子，洗漱，对着镜子穿好了军装。黑夜骤然逝去，消失得无影无踪，世界恢复了一片清亮。站好队列，向右标齐。整齐地站在东球场上。放下包，摘下口罩，翻开粉红色皮的书本，告诉自己--新一天的奋斗，刚刚开始。

​Fifteen years ago, when I was a toddler in a kindergarten, I was really jealous of the children whose parents were military officers.

三号院的早上六点，一支队伍在跑道上飞驰，下午和晚上的操场，这支队伍仍在训练，不论烈日还是寒风，有一个身影从容自信地指挥着这支队伍，这个指挥官就是郝鑫鑫教员。

拨开杂乱的枝杈，探出半个身子，脚一蹬，整个人就钻了过去。老人也急着想跟上来。我赶忙回身，一边搀扶，一边踩断两侧的枯枝。还是慢了一步，老人钻过来时，手臂多了几道血红。他忽然激动起来，目光落在不远处的一片山坡，干枯的脸上青筋抖动，颤巍巍抬起手指给我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