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是土生土长的湖南长沙人。1977年，国家开始恢复高考，那件轰轰烈烈的大事改变了很多年轻人的命运，包括我。那年我刚上高一。

上初中时，我曾考虑过未来的路。当时城市里的年轻人毕业后要去农村插队，我下面有一个妹妹，比我小一岁，根据政策，父母身边只能留一个孩子。父亲很早就跟我说：“你是老大，又是男孩，下乡插队肯定是你去。”其实农村对我来说并不陌生。那时候上课时间比较少，学校每学期都会安排我们去农村或者工厂干活。

我曾在校办工厂做过中药丸的包装盒，还曾打磨过纽扣的毛边。长沙周边的农场我也常去。我们那时就十来岁，自己背着背包，装着生活用品，排长队，行路三、四个小时到农场，一住就是个把月。拔草、锄地、放鸭子……在我年少时的记忆里，这些事虽苦，但还蛮有意思。

我已经做好了高中毕业后就去广阔天地里作为的准备，恢复高考的消息突然传来。我父母都是湖南省医药器材公司的职工，这件事给他们单位带来的震荡是，好多年轻人复习备考，跃跃欲试。从父母的言谈中，我感受到了年轻人对知识的渴求和对改变命运的期盼。我觉得，时代对我们这批年轻人很眷顾，不能辜负这个时代。

然而，我当时所处的学习环境并不是很好。我就读的学校是跟我们一起成长起来的，我上小学时，学校叫“长征小学”，老师们教我们小学课本里的知识。等我们上初中了，学校就开设了初中部，更名为“长征中学”，老师还是原来那批，教的内容跟学生们一起摸索。老师存在的意义更多的是对学校各种规章制度的引领示范，以及对学生行为举止的教化。我的成绩在年级是名列前茅的，我有了新的目标，要考大学，所以，我想转学去一中，那里的教学条件相对好一些。班主任老师得知后，专门找我谈话：“你不要走，我会尽最大的努力指导你学习。”看到老师这般真诚，我不忍心，就留了下来。

1978年高考，老师鼓励上高一的我提前参加。想着可以见识一下，我就报名了。当年考场上一位大龄考生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考试全部结束的那天，这名考生提交考卷后走上讲台，在黑板上写下一首诗，我至今清晰记得前两句：“常将自比养由基，对阵方疑本领低……”那是深感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巨大鸿沟之后的失落。那年高考， 我刚过录取线，考虑到无法去理想的学校，我放弃填报志愿。1979年高考，我考出了总分363分的好成绩，是全校第一名，物理单科满分。当年的分数线是290分。

报志愿那天，班主任老师请来一位大学教授指导大家，是同班同学的父亲，名叫汪漱玉。汪教授来自国防科大，我虽然是长沙人，当时对国防科大却了解不多。看到我的成绩，汪教授对我说：“你就报考我们国防科大吧！”汪教授如数家珍般地为我介绍了国防科大的前身和历史，告诉我这是一所实力雄厚的学校，在国内属于一流。想到光荣的哈军工，想到可以为国家的国防科技事业做贡献，我心潮澎湃，当天，郑重地在志愿表上填上“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回到家后，亲朋好友得知我的决定，有人当头就给我浇了一瓢凉水：“报考国防科大，毕业之后很可能会分配到山沟沟里。”我认为这恰恰是一件好事，分到山沟沟里更好，那我就可以心无旁骛搞科研了！

回首当年，我依然为自己的选择自豪。我庆幸与科大结缘，我很感谢汪漱玉教授，在重要的人生关口遇到他，何其幸运。

入学之后，我真正体会到了学校的实力。那时，学校的硬件条件一般，甚至可以说简陋。但师资力量十分雄厚。教物理的邓飞帆、教数学的孙本旺……让我觉得上课真是一种享受，艰涩难懂的知识点可以让老师讲得如此有趣。

同学们来自五湖四海，大城市居多，北京的、上海的……大家你追我赶比学习，每天晚上教室里灯火通明。在科大，我体会到了浓厚的学习氛围，也感受到了巨大的差距。我们中学时学的物理，讲的是拖拉机的原理、水泵的原理，跟生产实践紧密结合，真正的物理原理涉及的很少。到了大学阶段，我曾一度觉得很吃力，唯有拼命地追赶，把当年落下的知识一点一点追回来。

时光荏苒，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当年我是奋力追赶的青年，如今已成为精确制导专业领域的专家教授，我接过前辈们手中的教鞭，走上讲台，为一茬又一茬的学员传道授业解惑。有感于年轻时失去太多的宝贵时间，每一次面对学员时我都会告诉他们要珍惜大好年华。从去年开始，我为刚入学的本科新学员开设了一门新生研讨课《精确制导技术背后的学科奥秘》。课上，不仅为他们讲武器，还会为他们分析大学四年培养方案、各学科专业与先进武器之间的关系。我希望新同学的四年就像我搞精确制导一样，每一步都清晰，每一步都精确，不蹉跎光阴，不浪费资源。

得益于当年的高考，我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成为培育国防科技事业接班人的军校教员。我热爱这个职业，也会守好这份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