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接见飞行器工程系实验人员
今年是钱学森诞辰110周年。钱学森作为享誉海内外的杰出科学家和我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在引才育才用才上的一些独特经验做法,值得我们今天在做好人才工作时认真学习。1955年10月8日,钱学森回国。仅一年之后的1956年10月8日,钱学森就受命担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该院成立,可以说是一穷二白、起步维艰,首先要直面的难题是人才问题。在成立大会上,作为首任院长的钱学森跟大家讲:“对待困难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认真’两个字。只要大家认真对待,就没有攀登不了的高峰,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平地盖高楼,万事开头难,没有人才这个地基,一切都是空谈。当时,“五院”还属于筹建阶段,最初的科技人员只有从有关部门抽调的30多名专家和当年分配的100多名大学生。加之新中国建立之初,技术人才在哪儿都是宝,人才引进既是迫切亟需,也是困难重重。
第一,是紧盯重大任务引进人才。1956年5月26日,周恩来出席中央军委第71次会议,代表中共中央宣布发展中国导弹武器的决定,并指示:研制导弹所需要的技术专家和行政干部,从工业建设、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等部门和军队中抽调;要说服更多的人,为研制导弹出力;军队要起模范作用,要人要钱首先拿出来。面对迫在眉睫的导弹研制任务,钱老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有的放矢引进专业人才、组建科技专家队伍。包括任新民、梁守槃、庄逢甘、朱正在内的老一辈“哈军工”专家,就是在这一时期引进到“五院”的,这也是我们学校与钱老的缘分之一。事实证明,正是这批从事航空和火箭专业教学的专家教授,奠定了中国导弹事业最早的基础。
钱学森观看飞行器工程系发动机试验结果
第二,是着眼全面发展引进人才。搞导弹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需要航空领域的技术骨干,还需要网罗全国各领域的优秀人才。正是基于这些考虑,钱老组建的攻关队伍中,还有不少原本对导弹一无所知的行政干部,他们大都是红军时期、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成长起来、久经沙场的军队指战员。钱老手把手地为他们讲解导弹技术的基本知识,帮助他们掌握导弹发射的基本原理。在后续的发射任务指挥和场地条件建设中,这些人同样发挥出了重要的支撑作用。我们引进人才,也要像钱老那样强化系统思维,胸怀全局、通盘考虑,健全队伍、理顺关系、优化结构,形成整体效应。
第三,是积极拓宽渠道引进人才。破解人才引进难题,有时光靠常规手段还不够,特殊情况下还要急用急行、特事特办。对上,钱老积极借力,主动找周总理和聂荣臻元帅想办法,当时周总理对聂帅说:“需要哪些人,提出名字,你写报告,我批!”蔡金涛、屠守锷、吴朔平、姚桐斌等数十位专家就是通过行政手段“借”过来的。对外,钱老主动作为,力学研究所创建初期只有十几个人,钱老想到了当时还远在美国的挚友郭永怀教授,便给郭写了一封信:“快来,快来!”郭归国后便担任中科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不仅成了钱老的得力助手,还参加了中国原子弹的研制工作,成为中国“两弹”元勋之一。为了集中选调一批留学生和大学生,1960年3月23日,中央正式发出了《关于迅速完成提前选调给国防部五院的应届大学毕业生的通知》,要求各省(市)委要指定组织部部长亲自负责,进行挑选、审查,将原定数额迅速选齐。3月30日,国家计委又专为五院提前抽调数百名大学生发了通知。解放军总政治部也发出通知,于1959年底为五院配备了几千名领导干部和技术干部,并从各大军区动员了数千名复员军人到五院工作。
钱老认为:“作为一个科学家,应该把培养人才的工作看得比自己的研究工作还重要。”打造一支靠得住、过得硬的国防科技人才力量,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十分注重人才培养。
国防科委首长传达国务院中央军委文件,大会主席团
一是主动构建人才培养平台。实践是检验人才的试金石。在钱老看来,从指导设计第一枚液体探空火箭,到首次导弹和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再到组织发射“东方红一号”卫星,既是一场场艰苦卓绝的科研攻关,也是一次次培养锻炼人才的宝贵机遇。正是通过这一系列大项任务压足担子,“五院”下属的导弹总体、空气动力、发动机、弹体结构等10个研究室从无到有发展壮大起来,后来又成立4个分院,相应领域的人才培养得到不断充实和加强。
钱学森参加首次教学代表会议小组讨论
二是积极创造人才培养条件。为从根本上奠定“两弹”事业技术人才培养基础,在钱老和聂帅的共同推动下,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工业学院、解放军西安军事电信工程学院、北京邮电学院、交通大学、清华大学等高等院校,开始设置与导弹相关的专业,国家也下定决心从留苏的理工科高年级学生中,各选送50名改学原子能和导弹技术专业,其中就有包括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首任总设计师王永志在内的一大批科技帅才。
三是高度重视青年人才培养。钱老的用人智慧和选人哲学,核心的一点就是大胆启用青年人才。1964年6月,“东风二号”导弹试射在即,但由于气温过高,导致推进剂汽化膨胀无法足额加装。当时还十分年轻的王永志,从高温条件下火箭推进剂配比入手,提出了“减少600公斤燃料,消除导弹废重”的逆向思路,被钱老“拍板采纳”。无独有偶,在“东方红一号”研制过程中,钱老同样大胆起用新人,推荐当时年仅38岁的孙家栋担任技术总负责人。青年人才是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的源头活水。我们要向钱老学习,各类人才引进培养支持计划要向青年人才倾斜,给予青年人才更多的信任、更好的帮助、更有力的支持,帮助他们站前台、挑大梁、当主角,让他们早日脱颖而出。
钱学森为科研人员授课
四是注重加强理工文融合培养。1991年6月,钱老给著名核物理学家朱光亚的信中提到:高等教育不仅要理、工结合,还要理、工、文结合。钱老认为,文艺创作、文艺理论、美学以及各种文艺活动属于“性智”,自然科学、数学科学、系统科学等科学部门属于“量智”,“性智”和“量智”之间又相互促进、密不可分,大科学家尤其要有“性智”。他晚年的时候又系统提出了“大成智慧学”这一崭新的现代教育思想和教育模式,核心就是科学技术与哲学的结合,这也为我们培养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指明了方向,通俗地讲就是既要“学好数理化”、又要“带上文史哲”。
我们讲人才引进,谈人才培养,更不能忽视对现有人才的使用锻炼。毕竟,引进很难,培养很慢,无论从历史经验还是从现实情况看,工作重点还是要放在充分激活现有人才队伍上。钱老就一贯反对机械唯物主义,始终强调人的能动作用。要注重激发动力活力。
钱学森在教学代表大会闭幕式上讲话
1962年3月,五院就把第一枚“东风二号”造出来了,然而这次发射却以失败告终。面对这个重大挫折,钱老作为五院领导,主动顶住压力,没有去进一步追查责任,而是把重心放在了故障分析上,通过复盘检讨、总结经验,使刚刚起步的中国导弹事业和从事这项事业的科技人员,真正懂得了应该怎样自行设计导弹。这一系列行为,不仅帮助大家鼓起信心,同时还让大家尽快从失败的阴影中走了出来,为再战告捷凝聚起精气神。激发人才队伍动力活力,要靠荣誉奖励激励,也要靠容错免责“保底”。要注重解决实际困难。上世纪60年代初期,正是我国导弹研制的艰难时期,也是我国的三年困难时期。海军和北京、广州、济南、沈阳军区积极响应号召,勒紧自己的裤腰带,给国防科技战线送来了一批猪肉、黄豆、鸡蛋等副食品,钱老自己更是把3000多元的稿费捐了出来,交给了党小组长。与此同时,钱老还着眼新选调技术人员的知识短板和工作难处,请“哈军工”来的庄逢甘教授讲空气动力学,梁守槃教授讲火箭发动机,朱正教授讲制导系统,自己讲授弹体结构,帮助他们进行导弹知识的“扫盲”,为他们顺利开展工作扫清知识障碍。要注重形成长效机制。钱老认为导弹研制这样的大型科研工作,必须重视总体和系统综合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技术指挥线和行政指挥线,用“系统”的概念将整个五院的工作组织起来。现在的航天系统,每一个型号任务,从卫星、导弹到载人航天工程,从上到下,都有这两条指挥线,技术指挥线的最高领导称总师,行政指挥线的最高领导称总指挥,既各有分工,又互相密切配合,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巨型科研工程管理模式,为科研人才健康成长提供了可靠制度保障。
